依据公开信息，早报记者发现，近几年来，全国至少20个省(市)的猪肉行业都曾出现过垄断现象，其中，17个省(市)存在暴力垄断事件，8个省(市)的十几起暴力垄断事件的施暴人被法院判决(最轻劳教，最重死刑)，7个省(市)的十余起暴力垄断团伙“涉黑”。

“猪霸”们，已经广泛地分布在省(直辖市)、市、(区)县、乡(镇)四级行政区内。为了杜绝“猪霸”，有3个省(市)的市、县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曾痛斥当地的猪肉垄断现象，并向该市、县提交了“打破猪肉垄断”的议案。

王天伦，只是目前浮现出来的全国最大的“猪霸”。

王天伦被称为“重庆屠夫”，但他只是重庆“猪霸”的一个代表，并非重庆“猪霸”的代名词。在重庆，“猪霸”并非王天伦一人，从2003年以来，重庆多个区县浮现出了“猪霸”。截至目前，重庆已有5个“猪霸”浮出水面，其中，3个“猪霸”因非法垄断市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而被法院判刑，北碚区“猪霸”王兴强与王天伦一样，在今年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落网”，等待着法律的判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王天伦涉黑案视为一个标本，窥探“高肉价”之谜(2006－2008年肉价暴涨以及2008年后“低猪价，高肉价”的怪相)，并从制度上寻求答案。公开数据显示，90％浮现出来的“猪霸”被打掉后，当地猪肉价格都会在短期内出现下降。此外，垄断性抬高猪价，早已为学者与市民们所诟病。

指定屠宰商们的“默契”仍未被真正打破

重庆5“猪霸”看似都是独自称霸一方，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5“猪霸”中，3人曾都是“联盟公司”的积极参与者，王天伦与杀人获刑的“猪霸”蔡学成更是经常在一起喝酒的好兄弟。

然而，为数不多的指定屠宰商们私底下的“默契”，似乎依旧没有被真正打破。为此，2008年9月，重庆官方媒体《重庆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承认重庆存在“猪价降，高肉价”的怪相，并直接指出了原因:“重庆为数不多的屠宰商根据猪肉市场的行情，一方面共同商定生猪收购价格，通过盘剥养殖业主来保持自己的盈利水平；一方面共同商定当日的宰杀量，通过人为制造‘物以稀为贵’的局面，从消费者那里稳赚利润。”

西南大学一位农业经济学者曾公开指出，定点屠宰场的屠商相对于养殖业主和消费者，拥有可以左右猪价和肉价的话语权；此外，屠宰商的垄断地位导致了肉价和生猪价格都掺杂了人为控制的因素，一环接一环的市场信号失真，生猪产业链上的弊病扭曲了市场信息的传导机制，也贻害了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猪霸”滋生土壤：定点屠宰制度

据重庆屠宰业的“深喉”蒋成玉说，重庆“猪霸”的滋生，根植于共同的土壤——定点屠宰制度。

其实，1998年1月1日以来开始实施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2008年8月1日，我国实施了新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对杜绝病死猪肉、注水猪肉、叫市民吃上“放心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十余年来，有关质疑此条例存在漏洞、制度性制造屠宰垄断的批判声却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违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制定出来的地方条例，更是被律师们告上法庭。

公开信息显示，全国20个省(市)浮现出来的“猪霸”们，基本是在我国定点屠宰制度下被地方政府指定的定点屠宰商(甚至是唯一性)，然而，这些屠宰商们却利用了这一制度性的便利，私底下实施暴力，非法控制了当地猪肉市场。

对此，早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定点屠宰”变为了“当地屠宰”。其中，一份博士生论文显示:在对全国20多个省市的77个地市的生鲜肉市场准入情况调查统计中，28个地市明确禁入，占36％；44个地市只准部分产品进入或部分场所销售，占57％；只有5个市完全开放，仅占7％；最终得出个结论:流通环节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优质肉的全国流通困难重重。

而这些，导致了猪肉“一地一价”，有的甚至是同一辖区相邻的乡镇，每斤猪肉价相差3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