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非瘟带来生猪供给的大量减少和猪肉价格飙升。随着猪价不断上涨，养猪成为投资着力点之一。据统计，2018年中国生猪行业新投项目达700亿元，新增总产能4000万头，其中新建猪场投资占总投资额85.5%，猪场增资扩建的投资额占比12.7%，正邦科技、新希望、大北农、海大等养猪企业陆续加大在广西、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布局。除传统生猪企业以外，众多房地产及互联网企业也开始纷纷下场养猪，网易养猪、恒大养猪、碧桂园养猪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恒大集团宣布投资3亿元在贵州建立110个养猪农牧基地；2018年碧桂园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主营业务也包括养猪。

生猪投资扩大现象源于中国经济环境变化，2007年开始，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由于生猪产量不足、供需失衡，“猪周期”现象出现，早期如牧原、天邦、温氏等大型农企整合资源，加大对生猪养殖投资力度，发展新型养殖模式，促进了行业规模化转型。近些年，土地获取、环保监管、非洲猪瘟等因素都对生猪行业的养殖规模、生产区位等产生了深层次影响，大量中小规模养殖户由于高额成本逐渐退出或被清算，养猪门槛变得更高，据统计，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生猪出栏占比由2007年的29%提升至2015年的45%，规模化养殖成为生猪行业发展趋势。

在“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以前，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多次强调了生猪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指出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约束趋紧、国际竞争加剧、疫病风险存在、市场波动较大是生猪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对多个省份划分了养殖的重点区、约束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受“非瘟”影响，中国猪肉产量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1.26%和19.10%，生猪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为恢复市场猪肉供给，2019年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再次出台多项政策，对养殖户给与充分优惠和扶持，例如：免除养猪企业办理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取消附属设施用地15亩的规模上限、将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政策范围，降低物流成本等，此后众多企业再次加大生猪行业投资。

可以发现，行业内部变化和政府优惠扶持是推动新一轮生猪投资的重要因素，那么投资增加会对生猪行业产生何种影响？在过去农村养猪时代，农户大多以自给自足为主，也有一些专业养猪户，按照随行就市的方式，养猪成本并不高，价格很难有太大起伏。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更多人发现养猪利润可图，竞争加剧造成传统市场的供需失衡，以此推动了优胜劣汰和养猪行业变动。在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阐明了经济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的实质亦是实现更多盈利，作为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的生猪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约50%左右，庞大的生猪市场为投资提供了先决条件，吸引着更多企业进入生猪行业。

1、加速产业升级。资本进入是当前阶段中国生猪行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产业实现转型和升级同样需要企业投资予以驱动，这会带来整个生猪产业的提升和升级。2006年后中国生猪行业经历了一轮洗牌，彼时也是生猪投资兴起阶段，生猪养殖受多种因素影响，与大多农业相同，属弱质性行业，疫情、供求关系、饲料价格、政府调控以及国际环境均能轻易引发市场动荡，这对养殖户的抗风险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一方面，更多资本涌入可以提高农企的风险应对水平，其他跨界养猪企业也大多数具备这种能力，可以对如“非洲猪瘟”这种突发事件进行兜底，不至于造成过于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资本涌入提高了养猪门槛，加速市场优胜劣汰，这可以从规模养殖户递增变化看出，很多小型养殖散户由于资金技术受限，难以兼顾多种问题的出现，例如2015年后政府开始整治生猪环境污染，这对排污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在无法应对政策变化时，他们只能关闭养殖场。因此，生猪投资增加可以加速产业升级，促进养猪行业转型。

2、有利于养殖规模化和专业化。如前所述，生猪投资增长可以实现市场优胜劣汰，保留更有实力的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一直被认为是整个大农业的发展方向，从发达国家养殖行业的经验来看，美国同样经历了类似变化，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养殖场数量急剧减少；养殖场规模迅速扩张；规模化进程相对减速，场均存栏量趋于稳定，但大规模养殖场数量和存栏比重仍在稳步上升，他们的养猪户总共只有7万户左右，但养殖规模化和专业化远高于其他国家，且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养殖。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正在经历规模化迅速扩张阶段，此时需要更多生猪资本投入拉动。现在许多大型企业针对生猪部门建立了专门的预测分析部门，为市场变化提供科学决策，这些企业的养殖规模可能会在近几年迅速提高，这也有助于中国养猪业早日实现规模化和专业化。

3、平缓“猪周期”现象。“猪周期”现象是多方面因素作用，但在市场中，直接引发猪价剧烈变化的还是供需失衡问题。可以发现，2018年后“猪周期”的出现并非无迹可寻，首先，环保政策导致生猪存栏持续下降；其次，规模化进程加快导致散户大量退出；最后，“非洲猪瘟”疫情感染大批生猪，加剧存栏减少，因此“非洲猪瘟”作为导火索促使周期更快到来。在后期生猪养殖产能快速恢复阶段，规模化养殖企业在产能恢复比例中贡献更大，目前生猪投资的主体大多数来自于大型企业，资本注入可以减少多重因素的制约影响，从长期来看，如果使政策调控、土地获取、疫情应对等因素都变成可控问题，那么相较于过去，就可以减少“猪周期”现象出现，生猪市场与猪肉价格同样也会相对更加稳定。

1、增加盲目投资风险。投资加快的直接后果就是容易造成蜂拥而上现象，增加盲目投资。目前，通过中国生猪行业动荡变化，很多企业开始意识到生猪市场潜力巨大，值得进行大规模投入，但如果都抱此心理进入生猪行业，那么可能失去理性。由于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也并非所有投资都能得到利润，因此这可能会对养殖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追加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不仅损失严重，而且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首先，新建和扩建养猪场需要大量要素投入，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缺一不可，如果获得效益可以说是物尽其用，而一旦亏损无法挽救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其次，环境污染问题同样需要考虑，生猪养殖污染难以处理，如果部分养殖场仅仅是短期投资，唯利润至上，那么他们可能会躲避环境监管，不考虑粪便污染处理问题，直接排放，这最后则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损失社会福利。

2、炒作猪价上涨。如前所述，虽然投资可以发挥保底功能，使一些养殖因素变成可控问题，在长期可促使生猪市场变得稳定，减少猪价波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资本也可能导致猪肉价格炒作上涨，对于居心叵测的人或企业，投资会发挥扰乱市场的作用。从疫情恢复到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炒作苗头，虽然产能恢复在即，但猪肉价格在部分地区仍然居高不下，这其中就可能不乏投资炒作行为。作为民生行业，猪肉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投资不应当在此成为个人或企业牟取暴利的手段，用其负面能力来影响正常生猪市场。因此政府也需要在当前产能恢复阶段进行宏观调控，出台相关政策加强资本监管，对投资炒作行为给与打击和严惩。

3、可能造成市场垄断。规模化养殖迅速扩张的另一方面则是容易造成市场垄断，在传统经济学中，大规模生产能力能给企业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和可观的利润回报，但也会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市场垄断现象出现。就生猪行业而言，虽然生猪不等同于制造业产品，目前前10大型生猪企业生猪占有量仅12.2%，在国内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垄断，农户都可以自由养猪，但是随着养猪门槛越来越高，规模化养殖已成为发展趋势，在未来，市场占有和垄断现象也并非不可能出现，这也是生猪投资增长的长远影响，个别大型企业拥有市场决定能力和定价权后，缺乏有效竞争，那么则不利于正常经济运行，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

1、引导发挥生猪投资的正面作用。生猪投资增长不仅可以加速产业升级，促进养殖规模化、专业化，还能有效减少“猪周期”现象，因此对于投资现象的正面效果，政府部门可以对其加以引导，鼓励部分投资进入生猪产业。在非洲猪瘟疫情后期的产能恢复阶段，合理利用资本的作用促进生猪存栏增长，尽快稳定猪肉价格和市场供给。在养殖规模方面，建议在继续贯彻规模化养殖政策的同时，适当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生猪业，扶持中小规模养殖场发展，培育个体户生猪养殖，加强财政保障和金融服务支持手段。

2、强化政府生猪投资监管。在产能恢复和投资增长阶段，难免会出现生猪交易的投机行为，部分短期投资会为了个人利益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和资源损失，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对此予以严格监管，控制盲目资本涌入生猪产业。首先，建立科学的投资审查制度，对投资个人和企业进行严格资质调查，弄清投资真实目的，防止不明不良资本进入，细化规范新建养猪场的审批程序，对不符合条件的养殖项目不予通过。其次，构建明确的惩罚制度，对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规定行为的养殖场进行严厉打击，定期监察相关会计账目，对于炒作猪价的个人和企业，让其进入黑名单，无法再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3、建议养殖企业保持投资理性。近两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养殖优惠政策扶持产业发展，这些政策对不同规模类型养殖场都有较大吸引力，这也引发了生猪投资热潮。对于养殖企业而言，个人建议需要保持投资理性，前文已经提到，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盲目投资只会造成损失和浪费。养殖企业需要在当前认清产业发展的形势和问题，进一步坚定养殖信心，拓展信息来源渠道，对生猪市场有明确的判断。同时，需要企业提高自身实力，加强生猪养殖技术水平和人员培训，在环境保护及疫病应对等方面做到科学规范，构建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制度，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为行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应有贡献。